驱车沿京沪高速公路往南行驶，沿途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一带的村庄呼啸而过。春天，油菜花染黄了江北的田野；夏天，公路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秋天，沉甸甸的玉米、谷穗等待收获；冬天则一片银妆素裹。如此美景，仿佛这就是我们当年努力追求的“希望的田野”。
然而，与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极不协调的是，传统的乡村自然和文化生态正在悄然消失。公路两旁清一色细细的杨树，仅有铁锹杆般粗，非常单调；村庄里没有了老槐树，池塘边的大树上“知了不再声声叫着夏天”，而是连池塘也被填掉了。有着浓郁乡村文化底蕴的宗祠消失了，当年村里文化人撰写墓铭志的石碑，被砸破做了房子的基础。弯弯的小河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给取直了，还铺上了水泥。更难看的是乡村的建筑，红砖红瓦，红红的一片，整齐的像军营，其风格从内蒙古草原到江苏北部几乎是一个模样。最俗不可耐的是，将贴澡堂的瓷砖贴在了外墙面上。号称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我中华大国，其文化究竟在那里？难道中华传统文化仅存在故宫、孔庙、泰山、乔家大院等这样供人参观的“标本”里么？
更有甚者，用西洋的建筑充斥中国的乡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京畿某县领导将政府办公楼建成“白宫”式样，不知老美看了做如何感想？中国的乡村建筑原本是非常有特色的：北方的四合院，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西北的窑洞，西南的“干栏式”，闽南的圆形“土楼”，堪称世界乡村建筑的典范，与西洋的乡村建筑各呈千秋。至于那些世家院落，乡村祠堂，道观与佛庙更使美丽的乡村增添了古朴的色彩。然而，这一切都在消失。传统建筑被认为土气，换上了上面看到的“军营”，或者风格一致的方块“二层楼”。
当年的辜鸿铭说过一句气话“中国人不懂得古董的价值，才卖给外国人”。这话放在80年后的今天，竟变本加厉了！现在不是卖，而是“自毁家园”了。
目前，我们对古村落的保护缺乏合理的规划。一些农民以为老的东西不值钱，而一味追“新”求“异”，竟然将明代的外墙面糊了水泥，贴了瓷砖；更有甚者，推倒了重来。在浙江温州，笔者见到富裕起来的农民第一动作就是拆老房子，好像是老房子让他们受的穷。然后，比赛着盖高楼，一家比一家高，高的达七八层，三四口之家根本住不过来。楼房沿公路一字摆开，成了农民“斗富”的粗劣展品，让人不愿“忆江南”。而新建筑一点风格也没有，火柴盒子样式为主，比起古香古色的老房子来逊色多了。
古村落之所以成为古，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首先它们本身就是一件件活的艺术品。与上面温洲农民斗富盖楼不同的是，我们老一辈的人盖房是很讲究的，是真正的“慢工出细活”，且大都是真正的手工艺品。不说古代的木匠、石匠、铁匠、泥瓦匠、制砖匠、制瓦匠的活做得漂亮，单就是仅学做那些活，三年的学徒期就初步看出他们的基本功。能工巧匠是对古人的，现在的农民都能盖高楼，所依仗的是现代化的工具，但是其质量就差远了。古代人没有图纸，没有精确的计算，这个图纸就在老师傅的脑子了，故宫就是这么建造出来的。如今，世界上任何高级的建筑师在故宫面前，都不能不对古人高超的建筑艺术叹为观止。
其次，是古代人造房子的准备。笔者调查北京门头沟爨底下时得知，他们的祖先造房子是准备至少要用两年的，准备一年，盖一年，甚至所使用的木材都是在山上就看好的。这里不算他们积攒财富的过程，如果再加上积攒财富，则是几辈子的事。最有说服力的是山西的商人，一般从爷爷那辈就开始了。乔家大院、齐家大院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建不出来的。
最后是看好风水。在古代，即使最穷的人家盖房也要请风水先生看看地方，选好日子。放在今天，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不值得提倡。其实，正是古代人的这种认真劲，他们对自然的敬仰，对于朝向、地势、山与水、物与景、远与近等现代科学层面上的悟性，才造就了今天的古村落。因此，古村落是艺术品，是历史，是文物，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财富，绝对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古村落，对待古村落。推倒了重来，建得再富丽堂皇，也无美可言。
乡村需要保护的东西很多，除了传统的建筑文化，还有那些“活”的文物，即古树和大树。北京门头沟灵水村是建于辽金时代的古村落，大多为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四合院。由于该村古老而多庙宇，村内多古树名木相伴。最著名的是两棵"古柏奇观"，一是"榆柏合抱"(在古柏粗干下部的大杈中，生长出一棵高大的榆树来)；一是"桑柏合抱"(在古柏驱干的树洞中，生长出一棵桑树来)，两棵柏树均为金代所植。然而，笔者前去调查时却发现，“榆柏合抱”的榆树开始枯死，“桑柏合抱”的柏树出现了干梢。随着灵水村知名度扩大，一些电影导演选择灵水村作为拍摄外景地，虽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不当，如用石头将根系全部封闭起来不利于古树保护。树木明显受地下水下降和营养缺乏而衰落，但是村里没有人工复壮的费用。
那么，衰老的古树有没有办法复壮呢？办法显然是有的。二十年前，笔者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做硕士论文，发现那里的古松大量死亡，达26.5棵/年。古松和古建还不一样，后者没有了，只要有图纸还可以复原，而古松是活的，死亡了就无法再现。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些死亡的古松都没有达到正常的死亡年限(松柏类自然寿命上千年)，只有短短两三百年。之所以衰弱，是因为人为的破坏引起。因此，加强保护很有必要。在笔者的呼吁下，市政府专门成立的古松保护小组，拨专款保护和复壮，采取了施足底肥、及时浇水、树干防虫、安装避雷针等措施，挽救了大量的古松。而在北京郊区，这些保护措施显然还不够到位。人们宁愿用汽车拉水，去浇古村落周围瘠薄山上难以成活的侧柏幼苗， 而不愿花点钱给几百年的侧柏古树浇点水，施点肥。可谓当今古村落面临的一大怪现象。
另外，非常值得忧患的是，愈演愈烈的“大树进城”正在使村庄里的“老槐树”面临着一场浩劫。现代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在所谓新技术的武装下，连千年的银杏也敢移栽。他们动用直升飞机将大树古树从乡村、风景区、自然保护区转运进城。大树贩子们赚足了钱(笔者了解到有些书贩子成了“倒树”的亿元户)，而大部分进城的大树在运输、起刨、重栽过程中死亡了，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70%。此风不止，我国的乡村生态将面临比“文革”更加严重的破坏，因为那些大树毕竟逃过了“文革”厄运。但是，在巨大金钱诱惑面前，乡村古树、大树能否“安度晚年” ，笔者是非常怀疑的。要杜绝的办法也很简单，在城市中惩罚载大树的“甲方”，无论什么样的借口；并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元凶”。国家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对树贩子一查到底。
对有着传统文化意义的古村落，老村落，英国政府是统一管理的。国家专门拿出费用补贴农民维护，修旧如旧，这是对外观所做的要求，而房子里面的布局是各家的私事。英国乡村旅游为农民带来了大量的实惠，主要得益于英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如果英国的乡村也要像城市那样建，恐怕就没有人来看了。
古村落在现代乡村旅游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在门头沟爨底下村，笔者了解到，该村曾有35户，近93人，由于前几年没有人经营，许多农民弃家进城，只剩下7户。近年来，随着京郊农家游升温，爨底下村很快在城里出了名，大部分离家的人陆续回来了，开展家庭旅游，每户年收入五万元以上，北京人每年给该村带来了200多万元的直接收入。这个收入是初步的，还有许多软硬件设施需要建设，尤其环境卫生重视不够，使得乡村旅游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果再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加上乡村周围生态恢复，则古村落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将更大。
笔者建议，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实践中，先将那些有着浓郁乡村风格的古村落、老村落，像自然保护区那样严格保护起来。可以借鉴自然保护的做法规划出核心区，缓冲区和发展区。要反规划，先确定好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动土。坚决不能为了强调政绩和建形象工程，将古村落推倒了建高楼。要专门为保护古村落和老村落制定相关法规政策，约束头脑发热者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拿古、老村落“开刀”。一方面国家保留了古村落和老村落，另一方面，农民开展乡村旅游致富也有了物质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