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科学院1月27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称，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值17分的42分排在第100名。而评估各国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也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
2006年度，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
这个指标比2002年首次发布时的位置又向后移了4位。
所谓生态现代化指数包括生态进步、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共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城市废物处理率、森林覆盖率、有机农业比例、安全饮水比例、交通空气污染、长寿人口比例等30项具体生态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可大致反映一个国家生态现代化的相对水平。
在环境代价中，最直接、最沉重、当代人能够体会到的，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因而，在严酷的环境污染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背后的“软”道理了。
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30个省(区、市)，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每年土壤损失带走的营养元素，按最保守的估计，也约为年化肥需求量的5倍以上。损失的营养靠从大气和岩石中人工合成补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001年中国用水总量为5567亿立方米，比1998年增加了132亿立方米。然而，这些增加的水多数不是地面上的可循环水，而是向地球“心脏”攫取的地下水，是“子孙水”。淮河、辽河、黄河等重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于60%，其中海河达90%，黑河为110%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30%-40%的警戒线。
农民种地的化肥利用效率低。中国化肥平均施用量达434千克/公顷，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中国农药残留率达60%-70%.除农药、化肥外，农膜等白色污染也很严重。目前，每年有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针对我国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
考核机制。开展生态功能规划，规范开发活动，发展循环经济，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并长期坚持下去。增加保护区投入，建立流域补偿机制。对保护区的投入可以先从国家级保护区开始，并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实现“国家级、国家管”，变保护区目前的经营开发为保护执法，并主动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强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执法力度，提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议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部。
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公民必须从“被动参与”变“主动参与”，运用国家给予的法律利器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使得环境破坏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将环境保护列为产业开发。发达国家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走出后，就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以市场机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变“制造”污染赚钱为治理污染也能赚钱还“积德”。
总之，中国生态环境已经到非常危机的时候了，为了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