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乡村与城市互惠发展
只有在健康的环境中，在健康的土地上，用健康的办法才能够生产健康的食品，而健康的食品是构成人体健康最重要的要素。一个人从看不见的受精卵开始，到长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结实小伙子，构成其体内的元素都是从食物中获得的。当前城市医院火爆，制药厂暴利，城市药店生意兴隆，都说明我们的食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农民生产食品采取“双轨制”（即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安全食品留给自己吃，有问题的卖给城里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这样的形势下，城市人群怎么办？是继续将冤枉钱交给医院、制药厂、火葬场和墓地，还是明智地消费食品，获得健康的身体呢？幸喜的是，当前城市消费者正在觉醒，从发达国家到中国，所形成的一股很强的消费力量，将对中国城乡带来巨大的变化。
一、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CSA), 于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日本。当时, 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现在，CSA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它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从字义上看，“社区支持农业”指社区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
CSA的最初动机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CSA的重要原则是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也是“股东”，也要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比如可能遇到自然灾害等等。
CSA机制起源于亚洲的日本。1965年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本地农产品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就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了一个供需协议，就是被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这一理念后来传播到北美和欧洲，并逐渐发展成为CSA。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CSA没有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通常，CSA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一般都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环境。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农民对于生产会做一个计划和预算。所有的成本会分摊到每一个“股东”（消费者）身上。每个股东可以投入现金，也可以投入劳力——参与农场的劳动。而产品，不管有多少，都会分给每一个股东。
社区支持农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城市支持农业，从字面上看，农民和农业都是弱势的，需要城市提供支持。实际上，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支持是相互的，不是谁支持谁。没有合理的价位，农民的劳动得不到充分的尊重，没有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他就不会给你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农民提供给城里人身体所需的最安全的元素，难道不该感谢农民，反而说成是城市对农民的支持吗？
尽管如此, CSA的概念还是被引进到国内来了。一些热心人士建立了有机农场,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是先驱者之一，他的女弟子石嫣博士受助到美国学习CSA模式，参加了美国农场内的劳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食品安全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顽疾，各类有毒食品充斥着市场的各个角落，相关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尤如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击着消费者脆弱的心灵。在当前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就算是一掷千金的巨富商贾，也不能保证所吃食品没有受到毒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提供从生产、批发、流通最后到终端一个完整链环的解决方案，涵盖生产标准、商业信誉、认证等一系列问题。CSA机制的启动，借助于风靡全国的开心农场和QQ农场的表现形式，结合社交网络和现实土地，通过城乡互动，有望部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些有远见的商业公司，可从农民手中有偿取得土地，并与有食品安全需求的城市消费者合作，通过互联网应用平台，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食品产供商业模式。
二、参与式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除了CSA模式，国内一些单位尝试发起了“参与式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做法，即由城市高端消费者发起订单运动，由他们筛选放心的生产商来供应产品，并实行监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面对“养鸡的不吃鸡”、“种菜的不吃菜”的严峻局面，如何购得安全食物，是消费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愿意生产安全食物的生产者，又往往得不到消费者信任，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参与式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就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某种信任渠道，使两者共赢。
这个由国内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重建城乡互信，保障食品安全”行动，最初是个公益行动，旨在重建生产者消费者人际信任，实现“餐桌上的长治久安”。发起单位大多为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包括部分NGO组织，这些单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球日研究中心、农工民主党中国社会科学院支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项目组、中国科学院弘毅生态农业科研团队、清华大学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时尚环保联盟、生态人类联合会、参与式农业保障体系研究会、中华博学院、广仁书院、北京恒星学校、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消费者团体）、维根小屋（素食餐厅）、田畔之家（工作室）、华夏讯网、中华环保网、第一健康报道、中国县域频道等。显然，这些由城市高端发出的倡议，是向社会发出了对健康食品需求的信号。在此基础上，通过这些团体严格的考察，在全国范围内，让那些以小农为主的生产商生产的有机产品进入城市，他们不追求有机认证，而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相信人脉的作用，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和文化，突破食品安全屏障。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关系到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乃至生态文明之根本。“参与者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号召城市对“三农”问题有研究、对食品安全问题密切关注的消费者，关注食品安全，包括健康的粮食（稻、麦、玉米、薯类等），安全的大豆、蔬菜水果，安全的肉蛋奶（畜、禽、水产等），和健康的各类加工食品（糖果、糕点、罐头、果汁、酒、方便面、膨化食品）等。
面对城市消费者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如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有害物质（农药、重金属、抗生素等）残留、病死畜禽上餐桌、地沟油、转基因食品等现实问题，参与式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发起单位，希望在传统与现代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社区便民店、城市农夫市集、生产者直接配送、消费者合作社、电子商务等不同渠道中，筛选可操作的，能够被城市高端人群接受的模式；对于有机食品，主要是那些不使用人工化学品、转基因，按照不同消费者数量需求，统一下订单并提供给生产方以部分预付款，其价格高于普通食品，低于超市上的有机食品，让生产者能够赚到钱，城市消费者不花冤枉钱。这种参与式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运作模式，由北京的部分学者率先发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会出现类似的机构，活跃在城乡之间。
三、有机农夫市集
在北京东北五环外，有个启明星双语学校，那里有个不定期的有机农夫市集。在这个有机市集上，150元一只的走地鸡，20元一块的豆腐，10元一斤的蔬菜，90元一斤的猪肉，对于那些认同食品安全大于其他商品安全的消费者来讲，那些价格并没有吓到消费者。许多消费者慕名而来，驱车自行购买，队伍越来越大。
对于城市白领的魏晓青来说，不到1个小时，巨大的购物袋内，已经鼓鼓囊囊，她将这些有机食品放进自带的小型购物车内，然后再运送到汽车后备箱内。她一次“赶集”准备付出1000元以上。除此之外，她不定时地去沃尔玛山姆会员店、BHG超市、乐活城购买有机食物，可见，她是一个有机食品的发烧友。
魏晓青没有仔细计算过每个月用在购买有机食物上的消费，“外面糟糕的空气是我控制不了的，吃的总得买最好的，这是健康投资。” 上世纪初，为了对抗西方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最早进行了有机农业的思考：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现代农业，耗费了大量的能源，是不可持续的，城市人群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在美国，居民收入的11%购买廉价食品，但17%的收入投入到了医药与就医。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代替人力，导致了乡村加速衰败；依赖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的施用破坏了生态系统，最终影响到城市人群。
有机农业核心是什么？不是去小岛上找一块特别好的处女地去开垦，生产有机食品，而是通过有机生产把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虽然有机农业的概念和标准在各国略有不同，但内核大体一致：不使用化学合成的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生长激素、饲料添加剂、抗生素等物质，不使用离子辐射技术和基因工程，希望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保持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的可持续性。但这样的产品，如果在超市上供应，就会加大消费成本；农民小规模搞出来的有机食品，因为没有能力认证，其产品也进入不了超市。于是，有人想起来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做法。
无论北方或南方农村，至今还有五天一次的集市，北方称集，南方叫圩。在农村集市上，交易的大部分产品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如粮食、肉、蛋、菜、烟草、种子、苗木、豆腐、粉皮、馒头、包子、油条、酱油醋等加工食品，还有农具等等。因为食品是农民们就地生产的，很新鲜，40年前中国农村集市上的食品，按照今天严格的欧盟标准，都是有机的，因为当时基本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农民锄草是用人工的。集市多是出现在农村的，城市里很少，以前供应城市的食品主要是在农贸市场或食品商店。发达国家的城市有类似农村的集市，在日本和英国，我都见过。当前，当超市进入农村的时候，集市进入了城市，这充分说明了城乡发展的某种巧合或无奈。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是常天乐博士，笔者曾与她有过几次接触。她最早注意到，大型的有机企业的宣传都是强调食品安全。“这是很好笑的，因为食品安全在中国不会永远是个问题，中国食品安全没有问题了呢，谁还来吃你的东西？这是自掘坟墓的恐吓式营销。”面对有机食品企业的宣传，常天乐这样反驳道，她要开辟一种独特的城市有机市场，让购买者与销售者直接交易。
很多企业说检测结果证明我的产品就是有机食品，没有这种说法。有机不是产品检测，也许用了化肥农药，也检测不出来。实际上，有机与其说是对结果的检测，还不如说是对过程的控制。有机认证与其说是对产品的认证，不如说是对生产过程的认证。不能投入农药，病虫害的防治成为难点，从选种上就要选择那些不易被侵害的植物，物理性的防虫网、防虫罩、杀虫灯可以用，虽然远不及农药迅捷高效。轮作是农业生产当中防治病虫病害重要的方法，有机农药要求3种以上的植物轮流耕作，今年种小麦，明年就要种玉米，后年就要种大豆，不同的植物产生的害虫不一样，轮作不同的植物可以切断害虫的食物链，害虫没有食物吃就死亡了。
国外很多农场，控制不住就算了，都是虫子吃了就拔掉。只有虫子多了，天敌才会出现，循环体系就建立起来了。食物加工时不允许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包装要采用可降解的生物材料；在运输和屠宰动物时应尽量安静、温柔，电棒等工具不允许使用，运输时间也不允许超过8小时。有机生产的过程控制更多的是控制在企业手里，不可能一年到头盯着它。连从事有机认证专业人员都坦承：“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诚信，也许我去10天看不出什么，也许走了之后他用药，那也没办法。”要避免有机食品鱼目混珠，食品的销售最好是当季的，也最好是当地的，这样，有机市场就非常关键。
常天乐对这一套认证程序并不认同。“认证员去农场的频率甚至没有我们市集的工作人员去我们农户的次数多，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农场交给他们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不太懂，他们可能有一套方法。”其实，不少号称有机的农庄都在干“洗澡”的活：明天要配菜了，农场里没有菜，就开始组货，去其他的农庄甚至是市场配菜。“我春天刚收了1000斤胡萝卜，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孙总，给我支援胡萝卜，明天我就要配菜了，我的农场里才三四种菜。’”某城市有机市场食品供应商孙女士，以亲身经历，揭露了一些超市有机食品的做法。
有机食物比普通食物更营养，最关键的是减少了农药的残留。据有关资料，7%的有机食品有农药残留(严格的有机食品是没有农药残留的，这里指的是一些不太严格的所谓有机食品)，常规食品的这一数字是38%。更少的农药残留意味着更安全更健康，但关键是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以合理的价位将有机食品卖给消费者。全食有机超市和沃尔玛超市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将其触角延伸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制造出最廉价食品的地方，然后再将食品运往任何一个能高价卖出的地方。因此，为了减少消费成本，将被超市拿走的利润还给生产者，城市有机食品集市，这一借鉴了传统农村集市的做法，将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四、产品质量驱动的乡村经济
由于国际农产品竞争的结果，我国从事传统农业已经很难给农民带来合理的收入。农民单靠那一亩三分地，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城市里，家装用的沙子可卖2元/斤，超市矿泉水售2-4元/斤。当沙子比粮食贵，水比牛奶贵的时候，严重扭曲的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带来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农民纷纷进城打工，“空心村”’出现，都是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无奈选择。国家提出要振兴乡村，怎么来振兴呢？有人建议学美国搞搞家庭大农场，搞规模化经营，这样的路子能否走通呢？
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农民种植单一化作物，如果不算劳动力成本，有500-600元/亩纯收入就算不错了。要是五口之家，依靠种地挣钱，每年要有5-10万元收入，必须有100-200亩耕地，凑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目前如果农民进城打工，小两口辛苦一年，收入5-10万元是没有太多悬念的，就是脏、苦、累点。目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很快，个别工种早已突破500元/天关口。农民工收入高于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早已不是稀奇的事情。貌似收入很高，但家庭与社会成本很大，孩子失去母爱，或夫妻分居，老人没有人照料，其中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种就业模式下，农民绝对不能生病，否则辛苦打工来的钱一把交给医院。现代农业造成的耕地污染与食物安全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多，不在此赘述。
笔者现场考察过很多农村，了解农民的需求，他们纷纷表示，要是在家门口每年5-10万的稳定收入（5口人），他们不会进城去打工。然而， 我们的农民既没有美国那么的土地，也没有国营农垦集团那样不要钱的土地，他们怎样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实现单位耕地面积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呢？
为了解决上述土地规模与土地效益矛盾问题，笔者带领弘毅生态农业科研团队，早在12年前就开始研发一种“低成本、零污染、高回报”的农业模式。在该类农业模式下，农民投入的物料成本(主要购买柴油等,不需要购买农药、化肥、地膜、激素，自制有机肥)，已降低到每亩不足300元，其主要投入为劳动力，但实现了每亩5000-10000元左右的净收入，等于自己给自己打工。这个模式就是开始被人诟病，目前被众多消费者接受的弘毅“六不用”农业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城乡互动产业模式。即在种养过程中，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与转基因种子，生产优质食品，实现3-5倍效益提升，城市消费者的理性消费保障了家人健康，带动了农民致富，保护了生态环境。
正如对生产过程实行监控，而不是对最终产品实现监控一样，安全放心食品是良心食品，最彻底的监控是良心监控，即在生产过程中兑现其承诺，这就对生产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不添加那些有害物质，是无论如何也检测不出来的。为此，中国科学院弘毅生态农业科研团队，在山东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也在积极推出自己的销售平台。农场会根据农产品收货时节而调节，所有产品均在当地粗加工，产品有玉米面、玉米碴、花生油、酱油、醋、白酒、面粉、全麦面粉、麦仁、面条等、豆类、蔬菜、苹果、柴鸡蛋等。
弘毅生态农场根据消费者需要，从当地老百姓手里采购了部分粮食和蔬菜种子，均是老百姓自己留种的，保证非转基因。弘毅生态农场凭诚信经营，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不欺骗消费者，以品牌赢得市场。这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一种做法，是从自身做起的一种模式。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赢得了北京、广东、山东、浙江、上海、辽宁、江苏、等省市的消费者近5000个会员家庭的青睐，覆盖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之外30个省市自治州220个城市。
对于城市消费者，他们不定期与农场互动，或利用假期带家人到农场小住，直接进入到大田，观察他们日常消费的食物是怎样生产的；或直接参与消费体验，指出存在的问题，同时建议如何改进；或不定期对农场产品进行检测，联系政府、绿色和平组织或独立第三方检查对农场消费产品实行消费端监督；或城市消费者与农户结对子，通过消费力量带动农户脱贫致富，而农户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了优质健康的食品，从而实现了城乡健康良性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