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空心村现象
（一） 走进空心村
2008年10月，笔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沉重。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她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乃至县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等死。”
2011年清明节，笔者到我的出生地、山东沂蒙山老家祭祖。因为事先没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几个亲戚家里，好几家都不在。只好将带来的礼物，放在亲戚家的门口。毫无例外的是，许多家的大门都是“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一个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尔见到几个老人外，听不到孩子们游戏的笑声，听不到姑娘们的歌声，听不到小伙子们生龙活虎的吆喝声。中国当今农村呈现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败。这个过程进行了仅短短的一二十年。
回到笔者长大的村子，也发现同样的农村衰败现象。伴我成长的蒋家庄位于山东沂蒙山区腹地，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小平原”，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2000人不等。蒋家庄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1981年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还没有铁路，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个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冬天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大人们的说话声和孩子们玩耍的喧闹声。
笔者小时候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是不上锁的，大白天关门是不吉利的象征，只有家里没有人气与别人家没交往的才关大门。那时候很少有小偷，因此很多人家几乎都是大门敞开的。白天下地干活，也开着门出去。只有出远门了，才将门锁上，而钥匙就放在窗台或者门口的一块石头下面压着。今天，看到众多的“铁将军”把门，心头充满了酸楚。
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的。在城市里，农民建造了高楼大厦；修马路、挖地铁；在工厂里，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远离他们家乡的空野里，中国农民修高铁、建高速公路、建水电站、建核电站。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创造的。
中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中国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牺牲了生态环境，牺牲了农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终换回了中国城市的歌舞升平，美国人的狂傲，中国乡村的高度衰败。
曾几何时，我们曾雄心壮志地建设新农村，这个过程从蒋介石的时代就开始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行者曾经进行过改造中国乡村面貌的实践；我们也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的中国农民当家作主、集体劳作的局面。而今，当中国农民盖上了瓦房，看上了彩电，开上了摩托车的时候，却抛弃了他们热恋的故乡，来到了城市，将新瓦房留给了年迈的父母；或者父母也进城照看他们的孙辈，将家交给了铁锁。
中国农村的崭新瓦房成了农民春节回家短暂度假的“别墅”，他们建造了很多住房，但城市里依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在马路边、水泥筒、地下室、防空洞、简易的工棚里，或者城乡结合部脏乱的拥挤的临时民房里栖身。中国农民建造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房，但永远不够。中国250多万个农村的住房，越来越没有了人气，成了闲置房。城市里，穷人买不起的楼房成了鬼屋；农村中，非常宽敞的瓦房成了空房。然而，依然有人提出，要给农民改善住房条件，在村边给农民建造别墅房，与原来的平房遥相呼应，也都成了空房或鬼屋。开发商赚足了钱，政府或村领导出卖了土地。这些房子谁来住呢？
让人心寒的“空心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空心村”。完全放任市场经济，缺乏社会和谐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和生命换GDP的发展，已使中国的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空心村”，将来面临的可能就是一座座“空城”！
（二）各地农民撂荒
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未来靠谁种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10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38.6%，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粮食播种面积10年下降了200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23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
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笔者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毛家菜”，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三）农民被上楼
眼下，一股村庄改造之风正在全国部分省市盛行。据新华社消息，山东某县级市自2007年开始，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化建设。其做法是，将辖区内1249个行政村全部撤销，合并为208个社区，每个社区涵盖5个村庄1500户左右。
按照有关说法，撤村建立社区，是为了医疗、劳动保障、教育扶贫、人口计生等公共事务方便，并减少村干部开支，是让农民过上城里人那样的“好日子”。然而，笔者所担忧的是，如果“一刀切”地进行上述村庄改造，不光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造成农民利益的新一轮损失，还将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试分析如下：
第一，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消失，村庄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消亡。中国乡村有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短期内，撤销村庄建立所谓的社区，将村址、村貌、村名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一起“铲除”，这样大的动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上楼”后，乡村文化可能会变味；中国村庄形成目前的格局，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撤村改居”将造成村民传统邻里情感丧失，村民的自治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第二，建筑资源被大量浪费，环境污染加大。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山东农村，笔者所见过的村庄改造大体有三轮：一是在“文革”后期，村庄划排房，将自然布局的村落化成整齐划一的“军营”式民房；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排房基础上建造平房；三是本世纪初，开始推倒平房建楼房。在这一系列村庄改造中，乡村古建筑、祠堂、老林(家族墓地)、大树已荡然无存。农村建筑寿命平均仅15~20年。建筑需要沙子、砖头、泥土、水泥、玻璃、钢材、木材、石材等，其原材料大多是不可再生资源。频繁改造农村，浪费了大量建筑材料，污染了生态环境。以前的乡村改造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今天的“农民上楼”，由政府和开发商在短期内联合操作，对建筑材料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生产活动难以开展。将社区集中成片，显然有利于农民居住。然而，农民离农田远了；牲畜、家禽、农机具不好上楼；生产不方便了。在云南农村，笔者了解到，村庄合并后的农民，原来走十几分钟就能到的农田，现在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村落布局，可将粪便、草木灰等废弃物作为积肥使用，而“上楼”后的废弃物只能进污水处理厂，加大了污染物处理难度，造成可再生有机肥浪费，不利于生态循环农业实现。
第四，村庄整合腾出来的土地农民难以获得实际收益。山东另一县级市，对960个村进行拉网式摸底，共查出农村拆旧区等土地2万余亩，其中可用于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土地约5000亩。对这些腾出来的土地，开发商一可以变卖指标，二可以通过房地产开发赚钱。“农民上楼”后将不再拥有宅基地。虽有些农户可以一次性得到10万~20万元的补助，但这些钱还要用于购买新居，农民手头剩不下什么钱，可能还要负债。更关键的是，腾出来的土地农民说了并不算，而是开发商说了算。这样，今后土地的增值部分，农民可能难以享受到。在商业行为面前，单一的农户永远是弱势群体。
第五，部分“被城市化”农民可能会沦落为“三无”人员。目前的村庄改造模式，说穿了就是城市房地产模式的翻版，是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军“不设防”的农村。有些农民交出宅基地后，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不善经营，可能会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当年对农民极富鼓动作用的宣传口号，如今正在中国部分乡村变成行动。然而，我们建造的住房太多了，许多房屋变成了无人居住用以炒作的商品。如今，这股“歪风”吹到了农村。其实，农民对“被上楼”是本能抵触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极端的自焚事件，但愿农民的抗争能够唤醒一些人的良知。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一些地方搞的农民上楼工程，背后就是房地产开发工程，建筑质量差不说，一些高楼没有电梯不能供暖，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农业机械，农户养殖的鸡、鸭、鹅、狗、猪等，很难上楼。
（四）现代版的“闯关东”
《闯关东》讲述的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以主人公朱开山的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其中穿插了朱开山的三个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儿子在关东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闯关东”这种民族行为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迫进行的民族大迁移，关东路上的闯荡需要经历一次次的波折磨难，包括土匪、官兵、土豪、乡霸、流氓、等等各色人物将陆续登场，给山东大汉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苦难之下，朱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产生出悲欢离合的故事。
集体力量消失，单干的结果是没有力量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农民将最终失去土地。连土地这一最后的生产资料也要在各种名义下从农民手里被剥夺出去，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出现将很快将这一担忧变成现实。
最初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行之有效地破除了“大锅饭”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
由于没有了集体力量的保护，单个的农民再也没有优势与分工严密的市场对抗，小户经营没有效益，只好去让一些大户带头种地，即形成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但这些做法，同样不利于农业落后现状的改观，那些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将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靠出租土地得佣金，雇佣没有土地的农民种地，重新回到以前的大地主剥削农民的时代。这样的农业模式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到解放前了。现在很多地方搞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主，将农民与世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分离。这样的城镇化如果遍地开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十分巨大的，将会严重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五）乡村生态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连续增产，油料、糖料、肉类产量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农业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水稻和双低油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也都得到了增强和提高。2009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75亿千瓦，比2005年增加1.91亿千瓦，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一步健全，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1%。
然而，必须清醒的是，极端恶劣气候、动植物病虫害、土壤肥力下降、农药化肥用量增加等国内因素以及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带来的冲击等外部因素，都使得农业生产环境日趋复杂。农业中，水利、良种收集、动植物病害防疫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模式，根本不能起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农民选择无奈的撂荒，远走他乡，进城打工，这与当年农民“闯关东”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化肥、农药污染严重。现代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农膜等化石型生产资料，粮食增产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接踵而至。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为434.3千克/公顷, 是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现在的农村是充满了杀机的“杀场”，大量农药充斥在果园、菜园、养殖场、农田中，生产反季节蔬菜加重了农药和化肥的滥用。除此之外，畜禽粪便污染也相当严重，其排放量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2倍多，部分省份超过4倍多。
第二，野生动物减少，乡村生物多样性降低。大量农药和除草剂使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住害虫和杂草，每年农民依然需要购买，而且越用越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乡村原本存在的野生动物尤其天敌被杀死了，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目前的北方农村，秋天已基本看不到南迁的大雁；夏天很难看到成群飞着的蜻蜓；燕子也明显地少了，因为它们找不到搭窝的地方--过梁改用天花板了。多样化的森林变成了杨树纯林，鸟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窝。大量湿地消失致使青蛙等两栖类动物丧失家园，河里的鱼虾因为污染而消失。即使让人生畏的蛇，也因为误食了吃了耗子药的老鼠(蛇是老鼠的天敌)而丧生，就连那浑身有毒的蝎子也逃脱不出食客的嘴巴。
乡村消失的不仅仅是蜻蜓、知了、大雁、燕子，喜鹊、小黄雀、青蛙、蛇、野兔，消失的是我们的自然生态。幼时的乡村充满着野趣与童趣，那是儿童的天堂，是小动物们的乐园，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历史，成了记忆。我们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不知道什么是蜻蜓和知了。当我们向他们描述的时候，孩子们以为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在讲天书。
第三，树种趋于单一，“大树进城”带来乡村大树、老树和古树浩劫，加剧了空心村的衰败。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农民们卖掉了本地树，而改种速生树。北方基本上以杨树为主，原来老百姓喜欢种的榆树、国槐、洋槐、白蜡树、楸树、泡桐、梧桐、枫杨、柳树、柏树、松树等几乎被清一色的杨树所取代，大半个天下的树木都姓了“杨”。南方乡村则以杉木、马尾松为主，近来有被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占山为王”的趋势。大树进城之风蔓延全国，城市街头一夜之间站满了树贩子从乡村挖来的大树、老树和古树。城市的美丽，是以极其丑陋的做法，牺牲乡村生态为代价的。在农村，几乎看不到代表乡村文化的大树和老树，树木几年就换一茬，给人感觉是中国永远处在发展中阶段。
第四，乡村湿地消失，农家孩子缺少了亲水空间。过去的农家男孩子，几乎没有不会游泳的，而现在会游泳的非常少了。有3万学生的某农业大学成立游泳俱乐部，前来报名的不到30人，大部分学生都是“旱鸭子”。一个重要原因是池塘被填平了，改造成了旱地，乡村湖泊和河流湿地消失了，孩子们从小就失去了戏水空间。有的河流可能还有水流动，但成了上游工厂的“排污沟”，那里的水已经不能让人亲近。乡村大量湿地的消失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干旱加剧了。有人经常抱怨现在的降水量经常达不到历史时期的平均值，甚至只有一半，可能与湿地的消失有某种关系。由于地面干燥，“上气不接下气”，有云不下雨，这样的天气现象在北方农村逐渐增多了。
第五，秸秆焚烧禁而不止，收获季节农田里狼烟四起。由于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农民为图省事，匆忙收获完粮食后，秸秆就地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诱发高速公路事故，迫使机场关闭。2007年9月26日，原本只是一场轻雾，却在农民焚烧秸秆“狼烟”助长下迷了济南人的眼；济南机场将近30个架次的航班降落受到影响，来访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的专机只好迫降，造成非常不利的国际影响。由于城市周边农村焚烧秸秆等原因，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明显增高，尤其夜间空气污染程度加重，已属重度污染天气。北京每年的“蓝天计划”多次因周边省份焚烧秸秆而“夭折”。
第六，沙子、石头和土壤的消失。城市和工业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依然是取自农村。昔日的银沙滩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流丧失了泄洪能力；大片的山体被炸开，石山被切割成石头、石板，或加工成各种“艺术品”运往城市或海外。对石材的需求，开始破坏是一些不知名的山体，现在连泰山也有人打起了主意。有人迷信泰山石，认为它能够镇宅避邪，就到泰山周围贩运石头，泰山石生意一路看好。建筑需要大量的砖头取自农田里的黏土，砖瓦场遍布农村。更令人担心的是，城市和工厂由于缺乏长久规划，经常是“建了拆，拆了建”，那些封存在水泥中的沙子永远失去了利用价值，为获取新建筑材料又要继续破坏乡村生态环境。
尽管一些地方的农民生活富裕了，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质量变差了，一些怪病也多了起来。人们的富裕换来的是环境的污染和健康的代价，我们的生活还能够充满阳光么？“人们穷怕了，有了钱还管什么环境”，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针对上述严重现实和人们的麻木意识，我们只有大声疾呼：救救乡村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