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乡村治理
（一）乡贤
“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贤，他们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 乡贤文化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构成了乡村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
乡村是人才发源的地方，理论上讲每一个乡村都可能存在着治国的人才。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就是乡村中的能人，在打江山过程中，他们带出去的小伙伴最后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樊哙、卢绾等，这些人跟随刘邦屡立战功，直到最后封王封侯；汤河、李善长、刘伯温等也都来自乡村，有些还是朱元璋的儿时伙伴，他们跟随朱元璋一起闹革命，打下了276年的大明江山。即使孔子著名的72贤人，也大多是乡里人，他们勤劳、爱思考、懂人生、厚道、善良。这些乡村中的能人。如果给予一定的机会，这些乡贤就能够施展才华，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具有旺盛的活力，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
有关乡贤的最早记载，鉴于唐朝《史通杂述》：“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朱元璋第16子朱曾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开始建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清代，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 “乡贤”是中国各地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
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另外，乡贤文化还是凝聚中国海内外人士的文化纽带。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
中国传统乡村中，在社会结构上，讲究自下而上、乡贤带动发展，在接人待物或日常生活细节上，村民往往看乡贤；经济上，是自然合理，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文化传统上，讲究和谐共生、和合共生、自内而外。自治、自生、自然、自律，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特点。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乡村以自然为中心，是高效循环且平衡的一种状态。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乡村以物质为中心，是规模经济形式，是一种充满竞争、高效却失衡的状态。在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以文化为中心，是城乡再次融为一体，满足个性化需求，高效且又平衡的状态。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预示着乡村崛起的机会，以文化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是乡村崛起的最大背景。 当前的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下政府提倡、乡贤带动、村民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二）乡绅
说到乡贤，就不得不提乡绅。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特殊的阶层，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过去做过官，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乡贤和乡绅的主要区别，前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乡村，后者多功成名就、告老还乡后生活在乡村，两者都是乡村中的杰出人物。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乡贤和乡绅也是分不开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那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都被称为“乡贤”，反之亦然。
中国古代社会乡绅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和官职而获得的。传统时代的身分等级制度是赋予他们拥有独特地位的制度性基础。科举制度下，乡土绅士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即“士”，读书求功名者；“仕”，为官或准备为官者。士为“四民之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是整个封建官僚或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科举制度以其具有外显标志和社会文化内容的“功名”身分，把社会力量的绅士同政治力量的官僚紧密结合在一起。乡绅作为一个居于乡村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的官、绅、民三种力量中，使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也更为多样。 乡绅们在乡土社区从事的地方社会活动及其主要贡献如下：
① 地方学务 乡绅大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热心支持者。乡村社区兴办学务，修建各种社学、义学、族学甚至私塾，基本上都由乡绅们掌控；
② 地方公产 属于乡村社区的公共财产、经济事业，通常官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大多“以其事委诸绅士”。由此，乡绅们“垄断了一县公产的经济命脉”。地方的社仓、义仓以及族产、学产等公共财产，一向委诸乡绅们管理。
③ 地方公务 作为乡村社会中坚势力，乡绅们也是地方各项公共事务的主持和掌控力量，举凡道路修筑、桥梁构建、学宫营造，甚至寺庙修缮，即使是跨县区的大型水利工程，虽然由官员出面协调。但是，无论这些工程由官或由绅指导，在执行中总是绅士承担主要负担”。乡绅们是政府在地方社会上的代理人，所谓“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绅或乡贤始终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乡绅并不像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各级官府是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地方官代表皇权宰治属民，各地兴革大事或地方公务本是官府应尽职责，却反而由“绅士把持政务”。在传统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在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中，乡绅阶层是官与民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戒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起落兴废，维系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乡绅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三）新乡贤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乡村是远早于城市的。人类最早以家族形式沿河、海、湖、草原、高山居住，从事的劳动是农业或畜牧业。通过读书、经商、从军、做官等渠道，乡人可进入城市，但很多人到老后依然愿意回归故里。“少小离家老大还”，今天返乡的“贺知章们”对家乡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在知识下乡、资本下乡、健康下乡政策感召下，他们选择了回故乡发展，构成了当今乡村重要的风景线——新乡贤。新乡贤，即当前中国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科技人员、军人、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他们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新乡贤群体已经在中国人文、社会、科技界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非凡业绩，他们退休返乡对乡民的启示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让村民少走弯路就知道他们想要了解的事情。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重贤、尚贤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今天，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一批批新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起了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淳美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具体来说，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生态环境等，都会有新乡贤的身影。
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乡贤文化的精神底蕴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社会价值而言，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新乡贤群体发挥了沟通农业公民和政府、协助政府治理的重要职能。 在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作用如下：
第一，身体力行地帮助家乡解决现实存在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中国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弘扬乡贤文化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促进中国农业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乡贤返乡，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帮助中国农业公民解读“三农”政策，让从事农业的公民了解中国农业新政策，帮助从事农业的公民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带领农业公民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二，带动农村精神风貌改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农村物质文明在不断丰盈的同时却导致了乡村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原有的乡村和谐正在不断地消失。乡村教育凋敝，礼俗秩序崩塌。而乡贤回归和乡贤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扭转这种局面。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亲善性、人本性的先进文化，具有教化乡民，引导乡民，能够被乡民更好的认同并自觉内化的价值作用。弘扬乡贤文化的耕读精神，引导农业公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营造学习型乡村共同体；发挥乡贤文化的教化功能，引导农业公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自觉遵守相关礼法，重塑乡村的伦理共识。以优秀乡贤文化涵养乡村文化，最终实现培育文明乡风的目标。
第三，促进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乡村农业公民（农村乡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农业公民实际收入的增加，表现为农业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不断的满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业人口向大城市转移，进城务工。随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原有的资源承载能力出现负担，从而引起城市内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紧张，各行各业竞争加剧。进城务工人员受户籍和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影响，在行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生存发展压力很大。有经济头脑的新乡贤凭借自身的知识、管理经验、资本在乡村投资建农业加工厂，在主观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还能吸引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工厂务工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土地耕作，保证农业增收，从而实现双份收入，生存压力减少。
第四，促进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乡村治理主体和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困局，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新乡贤”这一资源，因为“新乡贤”多有成就，又都怀有浓浓乡情，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传统乡村文化大有裨益，在反哺乡村、助推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乡贤回乡，能充分运用其在创业过程中的经验和智慧，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同时，凭借其在乡里、村里的威望，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重塑乡风，实现基层管理的和谐发展。
2016年，贵州松桃县成立了乡贤参事会，推行“村两委 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激发全村乡贤人士反哺故土、泽被乡里的热情，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有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2017年，笔者团队在该县推广“六不用”（即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人工合成激素、不用转基因种子）高效生态农业模式，乡贤会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县人民政府支持和乡贤会带动下，到2018年中旬， “六不用”农业模式在该县面积从原来的0亩，发展到5万亩，大大提高了试验区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产出。
第五，传承乡贤文化 新乡贤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复合体，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特点，是扎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自己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的独特特征，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