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
第一节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一、延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干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然而，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城市具有强烈的吸金与吸人作用，即乡村的资本和人才都进入了大中小城市，乡村连民办教师都进了城，留下的是，或安于现状，或懒人闲人，或老弱病残，或地痞流氓，依靠这些人显然是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因此，振兴乡村的制度建设首先要从人才引进开始，乡村能够留得住人，或走出去的人返乡，乡村振兴才能够成功。近4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一个优先发展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道路。今天，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领先了，农村与农业就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尤其年轻人。干事业的地方不见得是城市里的灯红酒绿，而是实现人生价值。当年延安的生活条件连内地一个县城也不如，照样吸引年轻人。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80多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在那里，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抗日救国道路，还是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甚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学生或文艺青年赶赴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日本人要灭亡中国，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抗日与投降苟且偷生两股力量都存在着。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延安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国民党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的延安，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年轻人从不同渠道得知这样的信息后，就一心想到延安去，有人不惜辞掉在北京、上海的优越工作，辗转几千里到达延安。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６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延安有了进步青年的大量加入，才促进了共产党革命成功。
二、没有年轻人的乡村不可持续
历次乡村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摆脱乡村贫困、改善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素质。但是前四次的乡村建设，尽管中央政府重视，但是，现实的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了。目前，新农村建设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定为具体的目标。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做法上，我们还缺乏思路。新农村是要靠人去建设的，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着城里人来建设，城市还需要农民建设呢。新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参与，而高素质的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第一资源。
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使劳动效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民有了购买能力，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繁荣带动了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全国1亿多民工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纷纷通过高考、研考和博考永久地离开了农村，成为城市、工业和其它行业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相对之下，农村开始衰败了，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建设新农村，必须有高素质的农民，但这恰好是农村的“软肋”。现在，能人纷纷离村，留守农村的是“3860部队”(妇女和老人) ，新农村建设明显缺乏“动力”。客观地说，农村是大有人才的，自古农村就多能工巧匠，多贤才。目前的情况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将农村中的聪明人吸引到了城市，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的高考“杠杠”，在其父母辛勤汗水的浇灌下，农家子弟纷纷突破了，从此远离农门。就连考不上本科的，进入大专和中专学校后，也发誓不愿回到“苦难”的农村。留在村里的高考落榜生，从此一蹶不振，继续沿着父辈的足迹从事单一的、传统的、很少有科技含量的种植和养殖业。因为缺人才、缺技术，科学种田我们喊了几十年，依然没有实现。集体解散后，土地被分成若干碎片，更使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没有人才，新农村建设从何谈起？
古代也有考试，但那时的“科举”没有今天的高考这样频繁，进入城市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许多落第秀才回到村里依然是很好的人才，蒲松龄、洪秀全等就是落选的秀才，但他们都成就了很大的事业。今天中国农村中这样的人才明显少多了。现在，农民只讲实惠，公益事业对他们来讲是很遥远的事，致富缺少领头羊。有些村连党支部书记都没有人愿意当，村官轮流做，充分暴露了我们农村的人才奇缺现象。越是落后的农村，愿意出去打工的农民越多，而留在家经营土地的越少。中国经济正发生一场潜在的危机，该危机可能来自因人才短缺造成的乡村衰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乡村振兴美好图景。然而，乡村振兴不是简单20字的问题，是要将全体农民纳入现代化制度体系，让全体农民平等享有国民待遇的问题。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并将他们通过事业吸引在乡村，留得住年轻人，尤其留得住女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乡村中的男孩子较早进城打工，不愿意读书，而女生比较争气，一气考到硕士或博士，从此留在城市，乡村中男女比例都出现了失衡。乡村振兴能否成功，女孩子愿意回农村就是重要标志。
三、政策应向乡村人才倾斜
2018年２月５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吴宏耀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乡村振兴不但需要“钱”，实际推动过程中还需要“人”，要完成乡村振兴这个宏大战略就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要通过改革打破乡村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格局，打通进城与下乡的通道，引导吸引更多的资金、管理、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五个方面作出政策部署：
一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二是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三是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四是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五是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包括多种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以及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等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国务院已经明显感觉出人才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出台了详细的政策推动人才留在乡村或人才返乡，乡村需要的具体人才包括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同时指出，乡村急需的人才是一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人员，同时还包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对于乡村紧缺的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引来人才，用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才，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
其实在乡村振兴中具体需要的人才或技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具有。科研人员长期研究的很多科研成果，由于政策原因，被束之高阁了。或者科研人员感觉到乡村工作很没有面子，或者重理论轻实际，或者担心原工作单位怪罪，而不敢放手到乡村大展宏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尤其提出了“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就从政策层面上打消了科研人员顾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乡村会涌现出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带动农民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四、现代返乡青年：通江案例
除了外来人才，本土人才尤其年轻人返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在这方面，全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典型。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61万农业人口中22万人常年在外务工。近年来，通江县着力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动乡亲们发展，带活县域经济，以此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抓手，成效喜人。
兴隆乡渔池村，这里山大沟深，人多地少，交通不便。但“兴隆乡回乡创业示范园”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渔池村要脱贫致富，最重要的就是要盘活资源。”在多地做过房地产生意的薛宇，2016年回乡后首先看中的是家乡的好山好水，他牵头成立了铺子岭专业合作社，流转农民的土地，发展生态种养和森林康养。虽然刚起步，但效益已经逐步显现，2015年出栏了6万只土鸡，农家乐平均每天能接待几十个客人。据渔池村村主任薛正万告介绍，全村526户村民，其中67户贫困户，现在薛宇带动了包括全部贫困户在内的300多户村民。贫困户郭汝奎流转了4亩土地，平时在基地打工，2014年总收入3万多元，顺利脱贫。“薛宇给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都跟着干得很起劲”。贫困户们纷纷夸赞道。
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育贤的带富效应更加明显。为让更多人品尝到儿时生态土猪的美味，2009年，张育贤放弃年薪300万元的外企CEO工作，回乡带领农民发展当地的巴山土猪——青峪猪养殖。2017年11月7日，巴山牧业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巴中市首家上市企业。张育贤介绍，目前，公司已通过“政府+银行+保险+企业+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贫困户养殖青峪猪脱贫致富，到2020年公司将带动1万户农户通过养猪稳定致富。
2015年返回家乡通江投资乡村旅游的吴刚说，“我深爱着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家乡的美景令我沉醉，家乡的贫穷催我奋进，尽我所能为家乡做点实事。”近年来，抱着类似的情怀，“城归族”在通江投资创业渐成气候，2016年以来投资规模在100万元以上的经济实体就达400余家，带动就业2.16万多人，其中贫困户7800余人。龙头昂，农村活，通江乡村焕发出日益丰沛的生机。
那么，通江县是如何做到人才引进的呢？作为全国第三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通江县把在外务工人员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县委主要领导班子经常主动上门，跟企业家老乡座谈交流，宣讲老家发展机会与相关政策，倾听他们的心声。在此基础上，通江针对性地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返乡创业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创新开展返乡创业项目行政审批代办、金融信贷领办、公共服务快办、跟踪协调促办，开辟智力、技术、管理下乡“绿色通道”。政府雪中送炭，帮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引才等难题。
通江县委、县政府注重落实创业奖补，比如项目规模流转土地300亩以上，政府每亩土地补贴300元；带动贫困户10户以上，每带动一户奖励1000元。该政策有力促进了“城归族”回乡创业，通江县兴隆乡仅2017年就领建了26家合作社，带动1000多户农户发展，占全乡总人口的1/3。